还是《七十年代》。这段回忆来自朱正琳，此君1966年在校被打成“反动学生”，1971年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狱，1975年获释。当时他在贵阳。

下面是他的回忆：

“说实话，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。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，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。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。显然有人代劳，把几十个人“组织”成了一个“集团”。逼供诱供透漏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：有一个工人组，还有一个学生组，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。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。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：根据当时的“中央精神”，出现了一种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全国各地因此“破获”了不少“无组织，无纲领但实质上是”的“反革命集团”。我们这个山城虽小，却也没人敢说“阶级斗争”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“新动向”。至于我们几个人的“人选”，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，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。替办案人员想，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“符合中央精神”的事？”

 

行文至此，身为读者的我终于醍醐灌顶了。以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向广大好奇的朋友们解释我过去一年在干什么，现在举个特别粗浅的例子跟上面的故事做个类比，就容易多了。

 

起因是这样的，话说客户A目前在中国业务颇差，尤其是跟competitor B相比，简直是惨不忍睹。于是咨询公司C临危受命，派出由红卫兵小将六人组成的专案组，其中指导员(partner)一人，连长(manager)一人，战士(consultant)四人。

在指导员亲切接见了客户以后，充分领会了“中央精神”，原来客户有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股“阶级斗争”的新思潮。心领神会之后，指导员将会议精神传达给连长，并召开了内部会议。会议中指导员提出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方针，指导方针绝对是伟大的，正确的，宏观的，飘渺的，而连长的任务就是具体开展“阶级斗争”。

于是连长花了一段时间，把头发揪光了以后，推出行动纲领(answer first)，既然要阶级斗争，那么一定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，根据本咨询公司XX年历史中遇到的无数同类斗争(XXX essentials)已经连长本人长年积累下来的阶级斗争经验(business sense)，该反革命集团一定有一个组织(framework)，其中一个工人组和一个学生组(workstream)。四名战士便由此分工，两两成组。

整体行动以80/20为原则，即一切依据answer first，一旦认定了XXX是反革命，那么只要搜集出XXX的缺点便可成为呈堂证供，而XXX的优点作为20%，可忽略不计。

经过连长屡次审核和打回重做，战士们的成果汇总了一份初稿上交给指导员。指导员在多个项目中分身审阅，往往一圈下来想法已经有了改变，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变成了两个中心，一个基本点。再下一轮便是客户审核，发现指导员把“中央精神”领会错了，然后yield loss便不可避免的发生。原来战士们花了一个月时间证明太阳是正方形的，现在需要花一个礼拜证明太阳是三角形的，而且证据一定需要确凿无误。于是战士们夜以继日的奋战，有时还发生互掐，小兵欺负老兵，老兵虐待小兵，两个小组之间互相推脱责任，惨烈程度，不言而喻...